宋代儒家复兴的短句背景选录80句

2024-11-07 00:59 来源：陆玖吧点击：

宋代儒家复兴的短句背景选录80句

我们提倡儒家文化的复兴，如何复兴、复兴后所应呈现的状态成了我们探讨的重点。学者对于儒学的看法是仁智各异，不尽相同，儒学的真精神之探求始终是焦点。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提到文化重建的问题，给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条新路向。

宋代儒家复兴的短句背景选录80句

多数学者共识，"宋学"即是"宋代儒学"之简称，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钱先生言简意赅的道出了宋代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弟子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于"宋学精神"进行了解剖分析，重新定位"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两者的关系，这被很多人视为颠倒乾坤，引起了包括田浩（HoytTillman）、陈来、葛兆光、杨儒宾等多位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和述评。

长期以来，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我们已形成了用看待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用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儒学也经常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授，在这过程中，由于受西化视角的约束，道学从儒学中抽剥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剥出来，更加形而上学化，这其实是将一种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化约为哲学，进而又将哲学化约为某一种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如此层层割裂，原有的一种圆融存在的民族文化便面目全非了，儒学的内在性和完整性已一步步丧失殆尽了。

学界对朱熹的关注，多是多集中在他对"心"、"性"、"理"等范畴的论述及对新儒学的体系建构的作用，他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关系，朱陆之争以及对后世"尊德性"与"道问学"风气的影响等，余先生抛开这些，从朱熹"思想世界"转向"历史世界"，着力关注朱熹与宋代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朱熹放回整个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审视。"""历史世界""含义甚广，就朱熹个人而言，此一历史世界并非只是外在于朱熹个人的时代背景，而且是他所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历史世界""又不是指朱熹的全部个人生活史，而主要是指朱子生活所在的政治世界，即他的政治交往、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同时，又指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就是说，重建儒学，时下社会的现实世界是不容忽视的，况且我们当下的世界比朱熹所生活的年代更加纷繁芜杂，更需要我们用慧眼去把握。

通过研究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个区别于以往的研究哲学的方法途径。在通常的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道学或理学理解为就是讲道德性命的内圣之学，在这种理解中，外王之学虽与理学并非完全不相干，但在理学中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余先生认为，虽然理学以内圣之学张显其特色，但内圣仅是其特色而已，理学内圣的最终目的仍是在人间建立合理秩序，而这也是整个宋代儒学的目标。因此要了解理学和外王的关系，就不能简单的把理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单纯研究它的特色，而要把理学重新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个体系来理解，要把理学与政治文化充分联系在一起，还原其全貌，要完成"秩序的重建"，就涉及到一个们复兴儒学所应借鉴的"转向"的问题——秩序重建。

余先生说："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他在肯定过去传统叙述方式的合理性的同时，进行了隐晦婉转的批判，否定了通常意义上的"理学史"或"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通常对于理学和理学家的误解，都是囿于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这导致人们忽视了思想与政治的关系，误以为理学家只是空谈形而上的心性义理而游离于政治之外，他对新儒学以"道统大叙事"的方法叙述理学史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认为"道统大叙事"把理学当做绝对超越的内圣之学或形而上学，给人感觉新儒家的为学路向仅此而已，所以招来很多新儒家人物的异议。并且，余先生放弃了他一直提倡的"内在理路"说，而强调外在政治文化在理学历史和思想研究中的中心位置，在说到朱熹、陆九渊时，避而不谈通常关于朱陆之辩的争论，在谈两人"外王"方面也就是"得君行道"方面的一致性时却大费功夫，这实际上在暗示，不管心学还是理学，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价值和意义，一切意义都必须在具体而现实的政治语境中呈现出来，这就关系到关于"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哪个是第一序的问题。

对于此说，很多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余先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他将儒家的关怀视为秩序的重建，而所谓的秩序基本上就是政治秩序，只有现实存在的政治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在他们看来，理学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是高于人间世界的价值世界，两者不能分割，余在否定理学家工作同时也否定了理学家辛苦建立的绝对的、普遍的道德价值。所以余先生所说的"第一序"与"第二序"，其实应当再颠倒过来。可是这样又回了余所批评的注重"内圣"或强调哲学史脉络的一端，即强调"第二序"应是"第一序"，对此，葛兆光先生给了一个比较折中的评价，在他看来，无论在余英时还是在几位评论者的文字中，传统的""内圣""对""外王""，""道统""对""政统""、""思想""对""政治""，这种两分法仍然很明显，余英时的历史叙述固然有这种从""内圣""迴转到""外王""的倾向，而评论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其实也还是这种看似相反实则一致的二元倾向。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君行道"，那些不能却又要"行道"的士大夫就要建立一个有高度知识和思想的自己家园，借助一个绝对和超越的价值概念，来确立他们批评的权威性，这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士大夫实现政治意图的唯一途径。所以"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政治首都洛阳正当持实用策略的一批官僚在皇帝的支持下，紧锣密鼓的推行他们的实用的、速见成效的新政策时，在文化中心洛阳，却聚集着一批一支相当有影响、却暂时没有权利的高级士大夫，他们坚守着一种高调的文化保守立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在朝在野都在忧君忧民，抒发着自己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所以，在宋代思想史中，虽然我们通常看到的是"理"、"心"、"性""气"这样的语词，但是他们最终却是落足于从"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在他们看来，这是就是普适的"最大道理"，因此，在不能实现第一序的"得君行道"时，第二序的"道理最大"就自动成为第一序。而他们也确实在影响着当政者的政策方略。当他们有机会"得君行道"时，"第一序"和"第二序"就同时发生了颠倒。

余先生强调"得君行道"这一脉络，把它概括为"秩序重建"，并且作为理学系统中的"第一序"，这使他很难回答"内圣"脉络下同行的发问，这是因为两者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下的观点。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道理最大"这一想法，也并不只支持"内圣"，它还支持"外王"，在皇帝必须通过士大夫参与或与大多数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百姓的过程中，士大夫只能借用绝对的和超越的道和理--"道理最大"来制约至高的皇权！

我们提倡儒家的复兴，并不仅仅是对一种文化的渴望，更是对"秩序重建"的渴望。因为我们对现存的秩序怀疑甚至失望，但是无法从政治上找到答案，或者对答案并不满意，希望有一种"大道理"来重新解读、建构这个秩序，于是，我们渴望以"大道理"来改变时下的境遇，儒学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寻觅"大道理的"时候我们历史必然的想到儒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儒家，其重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的现代化语境和主体性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需要，都使得儒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建，至于重建方式，应该摒弃传统的对儒家重建方式的静态哲学观察，以动态历史代之。"创造性转化"是儒家重建的必然选择。应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体系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在变迁的同时，继续保持对新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传统中有可以并值得改造的东西。改造可以吸收外国文化，却不是把外国东西全盘照搬过来。这种创造性转化主要含义包括：承认传统在现代性中的地位，承认现代性由传统转化而来，承认人的自觉性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不意味着现在也不能有；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即使有，也未必有存在的价值。自从新儒家形成以来就一直从事这种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们艰难地接续着儒家传统，强调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文化整合，希望儒家思想成为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儒家生存的方式与特征就是反抗和重建并建的过程，因为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的`不足，往往会导致国家不得不遭受现代化中断和崩溃的苦痛。历史地看，儒家重建的趋势是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逐渐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整合社会、凝聚民族、文认同化的作用。历史学家罗荣渠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zhi民地或半zhi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外来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论语》、《孟子》固然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初的源泉，时至今日，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重建过程，因新时代递变，社会新阶层迭出，各时期思想家都对原有思想进行了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必须进行动态的历史考察。

儒学的重建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学本身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层次挖掘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儒家重建既需要儒者的不断反思和开启，还需要人们主体信仰的诉求。中国的哲学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尽性知命以至于命，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因而能化成天下，润泽万物，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本在哲学，以中国哲学为根基，从形而下的现实生命上升到形而上的德性主体，进而全面达成"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的贯通，使人的生命达于圆融自在境界，是复兴儒学的主要思想脉路。

儒学重建任重道远，经过重建后的中国"新"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传统、整合外来现代文明、体现符合中国现时语境的意识形态。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认同的提升后得以重生。

摘要：儒学复兴可以是复兴对儒学的尊重，可以是复兴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状态，也可以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这个复兴的过程不是在原有意义上的重现辉煌，而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外来文化并孕育时代精神的过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儒学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创生后呈现出新生命之状貌，以《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序"为切入点，探析儒学重建之可能和途径。

儒家经典有哪些

儒家经典又称儒家典籍，是儒家学派的典范之作，被世人奉为“经”，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

主要指十三经，同时也包括历代儒家学者的评注和解说。

十三经是指：《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其中，“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儒家经典的地位

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

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

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最初只有《六经》，后来《乐经》失传，剩下五经，随着历史的发展，便有了七经、十三经、十经等名称。

儒家经典概述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1、《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2、《尚书》，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考证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尚书·大禹谟》记载十六个字的中华心法。内容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魂。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

3、《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4、《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

5、《仪礼》，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共十七篇。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之前篇目不详，汉初高堂生传仪礼。另有古文仪礼56篇，现已遗失。

6、《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1] ，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

7、《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9、《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谷梁传》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权威，但不限制王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10、《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以

11、《孝经》为论述孝道的专著。传说是孔子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12、《孟子》为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

13、《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尔雅》是辞书之祖。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它不仅是辞书之祖，还是中国古代的典籍——经，《十三经》的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尔雅》是现已知的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并立，刺激了中唐以后儒学的复兴。在一批心志高远的儒家学者促进下，理学于宋代兴起，到明代掀起高潮，将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绵延 700 余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学受到挑战

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

1、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吸引了众多信徒，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同时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处于战乱、动荡和民族大迁徙时期。北方各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大力崇儒兴教，如羯族建立的后赵和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北魏孝文帝时期大兴儒学。史书称当时儒学之盛况，“比隆周汉”。这样，经过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儒学不仅是汉族的正统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主流思想。)

2、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3、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三教之间在彼此反复辩驳中相互吸纳渗透，到唐宋时期，调和之风尤其兴盛。“三教合一”的潮流弥漫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4、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

(为了重兴儒学，回应社会上礼佛、祟道的挑战，唐宋儒家学者不断进行思考和探索。他们弘扬积极人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传统，吸收和融合佛教、道教思想，使儒学体系得到了丰富和更新，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

二、形成过程：

1、理学：又称“道学”，指宋及之后，以儒学为主、融合佛道思想而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具体指在回应佛、道的挑战时，新兴的儒学思潮力图建立起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并能治理国家的学说，到宋代逐渐确立了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观念系统。即认定“理”先天地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

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新儒学，即程朱理学。

2、创立——“二程”

⑴哲学观：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⑵道德观：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

⑶认识论：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

3、成熟——朱熹(程朱理学集大成者)

⑴哲学观：天理就是“三纲五常”(简单理解，理在社会上表现为儒家道德规范);

⑵道德观：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⑶认识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

明人画朱熹像

4、程朱理学

⑴地位：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哲学，逐渐发展成官方哲学。元朝曾将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明初继承这一趋势，确定了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⑵对外影响：流传到朝鲜、越南、日本乃至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5、发展——心学

南宋时期，一些理学家对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琐方式表示不满。陆王心学，指以陆九渊和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陆王心学强调，做学问的目的在于做人，即明白做人的道理并努力实践之。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

⑴陆九渊(心学创立者)：①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他不是用逻辑的思辨来论证这个命题，而是用自己的体验来予以印证。他认为“理”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明显，不需要到身心以外的事物上去寻找，不用学习也能体会)。②提出“发明本心”以求理的方法(即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渊源，天地万物都在心中，“心”就是“理”，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他的名言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⑵王阳明(心学的集大成者)：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的“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②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良知往往被私欲所侵蚀，所以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王阳明发展心学的背景：明中期以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

心学将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良知，把客观唯心主义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完成，理学的重心转向了在儒家信仰支配下的生命实践。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⑶地位：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

三、历史影响：

理学是宋明时期的儒学主流，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对我国政治生活、文化教育和社会教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⑴积极: 塑造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凸显了人性的庄严。

具体表现：①和谐意识：强调人与自然、与家庭、与国家的和谐的意识;②忧患意识：鼓舞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不懈追求;③崇尚道德：重义轻利，强调自我约束，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④强调身体力行，强调自主自强的精神，对中国文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⑵消极：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性。

具体表现：①尊卑等级观念;②重男轻女的观念;③轻视自然科学的观念;④轻视个体自由的观念;⑤重礼轻法的观念等。

●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开创了理学;朱熹建立了理学体系;陆王心学推进了理学新的发展。

●程朱理学主张“理”是万物的本原，强调格物致知。

●陆王心学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心”就是“理”，强调内心的修养。

●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走向成熟，体现了儒学的新发展。